“实际上，我们今天也面临鲁迅当年所面对的问题：在历史巨变中，如何‘警惕现代知识的陷阱，不再因循既定的文学认知，生产一种新的知识，建构新的文学形式’？在这方面，自媒体的写作是可以做一些新的探索、试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当年‘创建杂文新形态’的努力，自是大可借鉴的。”

  国华于2022年10月完成了《生产者的诗学——鲁迅杂文研究》一书，希望我为之写序。其实，我不是一个合适的写序者。因为在2015年住进养老院以后，我自己又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都已经相当疏远，对相关学术研究状况知之甚少，自身的精力也慢慢变得不支，对新的研究成果做学术的评价，真的有些勉为其难。但我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务。这不仅是出于我的习惯——但凡年轻人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很难拒绝，更是出于我内心的一个期待。

  我在学术上，始终把自己视为“历史的中间物”：这也不仅是基于对学术研究的历史规律的一种体认，更是对我这样的在“与人类文明断裂的时代” 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自我局限的清醒认识。就鲁迅研究而言，我尽管有着丰富、曲折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从中学时代开始即沉湎于鲁迅作品的阅读，自有独特感悟，因此能够在1980、1990年代鲁迅研究的新的开创期，提出一些我的思考与发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自己心里很明白，我与思想、学识和精神境界都博大精深的鲁迅，从根本上是“隔”的：我进入不了鲁迅的思想、精神、文学、学术……世界的内部、深处，只能浅尝即止。我因此把自己1988年出版的第一本鲁迅研究著作《心灵的探寻》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期待他们在鲁迅研究及社会实践上，超越自己。

  现在，34年过去了，当年我所期待的“青年朋友”已经长大，成了鲁迅研究的主要骨干。他们又是如何认识鲁迅，思考与研究鲁迅，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与境界，自然是我所关心的，还有几分好奇：这就是我最终决定要认真阅读国华这本鲁迅研究最新成果，写点我的感想的原因。

  于是，就有了我读国华新著的一大收获：我通过他所写的《近二十年鲁迅杂文研究之得失》与书中的相关引述，看到了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的成长。其中有我当年就看好的“青年朋友”，更多的是我所不熟悉的，他们都对鲁迅杂文研究有了新的开拓。

  这是让我特别感到兴奋的：多年来我一直在强调，读不懂鲁迅杂文，就看不懂鲁迅；而鲁迅杂文研究却始终是鲁迅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我看来，鲁迅杂文研究的最大难点，就是如何理解鲁迅的杂文分明不同于“文学概论”上所说，也即一般人理解上的“文学”，但又确确实实是“文学”。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国华在“结语”中所说的，如何“分析鲁迅杂文的审美形式，认知鲁迅杂文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态与现代中国的关联”。

  坦白地说，我的鲁迅杂文研究就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止步的。现在，终于在“年轻一代”（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是中年一代了）这里有了新的突破。这也就标志着，新一代鲁迅研究者已经超越我们，阔步前行了。这正是我所期待，并为之感到欣慰的。

  现在，国华拿出了他的《生产者的诗学——鲁迅杂文研究》，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研究新成果，而且代表了鲁迅杂文研究达到的一个新的水平。这对国华来说，也不是偶然的。我从他当年对赵树理的研究，就注意到他的研究特具的开拓性的特点，并且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

  国华有敏锐的艺术直觉和理论创新力，他总能在人们看不出问题的地方，发现新的研究视野，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提出质疑，但却不能不重新思考与研究他所提出的问题。他的研究就特别具有启发性。

  这一回，我读他的鲁迅杂文研究，就有这样的感受。他所提出、讨论的问题，有的我关注过，但他却提出了我没想到的新视角，更多的是我没注意到的新的研究点。他的很多分析，都让我眼睛为之一亮。他的有些研究结论，也有我因为知识结构的限制看不大明白的；毋庸置疑，还有我不能认同、质疑的。但他总能引发我思考。

  这一个星期以来，我日夜沉湎于国华新著的阅读中，真的是思绪绵绵。有些联想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比如他在书中谈到了鲁迅“老年抒情主体”，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同在晚年的自己。国华深情引述了鲁迅写于1936年8月23日“大去不远”时的《“这也是生活”……》里的一段话：“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开始感觉自己更切实了”。我读了大受震动，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天哪！这不就是此刻（2022年）我的心态，生命存在形态?”

  鲁迅生平不苟言笑，这张相片由沙飞摄于1936年10月8日。十一天后，鲁迅逝世。

  我不否认，学术研究的某些概括，被后人普遍认同，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成为“定论”，这是学术研究高成就、高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我更认为，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浮想联翩，甚至触动读者的生命神经，这才是我们该追求的学术境界。

  看得出，国华的研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也是我对年轻一代的学术研究的期待，是我读国华新著最感欣慰的。

  说了这一大堆或非闲话的感想，这才进入我读国华新著“浮想联翩”中最想和国华与本书读者交流的话题：鲁迅对当下与未来中国和世界的意义。

  我完全认同国华的这一论断：所谓“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相互敞开和发明的过程”。

  由此也产生好奇：国华写这部鲁迅杂文研究新著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什么呢?于是，就注意到了国华在2022年10月8日所写“后记”里，特意谈到他的新著正写在“世界动荡和疫情扰扰”之中。我的心又为之一动：我也是在“世界动荡和疫情扰扰”中重新思考鲁迅对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历史大变动”中的中国与世界的意义。

  正是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下，2022年9月，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我读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改造社的学者对鲁迅的两个评价，谈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仅论述了从古代到清末的中国小说，也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社会与小说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它超越了文学史，达到了人文史的顶峰”。而日本学者最为看重的是，中国“对于世界来说，是伟大的谜！！解开这个谜的唯一的钥匙，是这部《大鲁迅全集》”！

  我看了以后，真的有“被点醒”的感觉。我一下子读懂了鲁迅：他的所思所写，所作所为，不就是为解“中国之谜”吗？我更一下子看清楚了鲁迅对当下中国与世界的意义：在这历史大变局、世界大动荡的时代，中国越来越变成全球关注的重心，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对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急需探索、解读的“谜”。

  我因此而预测和期待：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学术界，以至世界的中国学研究界，将出现一个“以探讨‘中国之谜’为中心的‘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潮流。而其突破口应该是“鲁迅研究”。因为如当年日本学者所说，鲁迅正是这样的“解中国之谜”研究的开创者，他不仅为后人提出了研究目标，而且提供了基本研究方法。

  正如当年日本学者所注意到的：鲁迅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而推动“人文学的研究”，即多学科的，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史、思想史、精神史……研究的集大成。

  国华在讨论鲁迅杂文时，也谈到了其“关联着历史、政治、社会、文明等诸多内容的文化诗学范畴”，由此而与“现代中国”相联结。更重要的是，鲁迅自己的研究就提供了“现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样板：他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中国体制的反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都极其深刻、独到，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启发性，本身就是一个广阔的研究天地。

  在我看来，在新的历史大变革的后疫情时代，对举世瞩目的“现代中国”，不仅有“如何研究”，更有“如何书写”的问题；我们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如何看”，还有“如何写”。国华通过他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在1927年之交，鲁迅面对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的中国历史大变局，也曾有过“怎么写”的问题。

  国华分析说，“鲁迅认为，面对新的社会政治现实所构成的内容形态，自己原有的写法已经失效，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关于文学的话语形态来应对扑面而来的社会政治现实，而文学因此被鲁迅打上问号”，“‘怎么写’质问的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的内容，什么是文学的形式，文学如何构建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如何组织自我和社会的生活等问题”。

  在国华看来，鲁迅正是因为有这样拒绝“因循既有文学认知，并且充分警惕现代知识的陷阱”的高度自觉，而创造了“杂文”这一全新的文学形态，并“生产了一种新的知识”。

  我们今天研究鲁迅杂文，也应该有一种“相应的知识理解与阐释”，如此才有机会真正进入鲁迅的杂文世界。应该说，建构对鲁迅杂文的“整体性的认知”正是国华这部鲁迅杂文研究的主要追求。

  （1）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里，第一次提出“消费的艺术”的概念，并明确说要努力从其束缚下挣扎出来的意愿。按鲁迅的说法，“消费的艺术”“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是“高等有闲者的艺术”，与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有着暧昧的关系。其特点是大谈“冠冕堂皇的‘公理’”，如国华所说，“以‘公理’论人事，既是对公众隐瞒真相，也是自欺欺人，自己也放弃了真相”。其所扮演的正是鲁迅深恶痛绝的“伪士”的角色，奉行的是“谣言政治学”。这样的“公理”认定的文学艺术及相应的文学认知，其作用与功能就是“消费”，成为“帮忙”与“帮闲”，自然是鲁迅断然拒绝的。他明确说，我“倒不如不进去”，在被“公理”捆绑的“艺术之宫”之外，“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华盖集·题记》）：鲁迅向往的是走出体制的“民间写作”。

  （2）鲁迅选择的是“生产者的艺术”。他有两个十分形象的说法。“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生产者的写作，也只是“因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还说，“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在国华看来，这是“一种切身的功利主义，一种生产者的艺术”，鲁迅“杂文写作的发生源于自我内在的表达需要，而非外在的标准或名利”，不是为了他人的消费，而只是满足自我生存与精神的需要。

  （3）这样的“从切身利害发生，未必与现成的知识、价值、伦理无缝衔接”的杂文写作，就必然是“写切己之小事”“以小观大，以小博大”。用鲁迅自己的说法，“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用笔写了下来”（《华盖集续编·小引》）。国华分析说，这是一种“从个人经验中直接生长出来的，凭借既有概念体系难以指名的文学事实”，是一种“从现实的理解中去获得真相，寻求自觉的路径”。

  （4）鲁迅进一步指出，写这样“切己的小事”的杂文，“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华盖集续编·小引》）。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里的回忆，“传闻中年轻的鲁迅回答章太炎学说、文学的区别时说，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国华分析说，“鲁迅认为文学是一种较为单纯的自娱娱人的情感表达，杂文也是一种较为单纯的自娱娱人的情感表达”，“鲁迅对于文学的理解就具有情感本体的意味”。于是，就有了鲁迅在《热风·题记》里所说的“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我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自己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这鲁迅杂文中的情感的“无情—有情”“寒—热”，正是其最动己心、动人心之处。国华因此说，鲁迅杂文的写作，是一种“主体生命”的消耗，“带有生命的温度与深度”。

  （5）鲁迅在建构自己的杂文艺术时，特地引述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强调“美底娱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利，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艺术论〉译本序》）。这就决定了鲁迅杂文写作的个人生存与社会生存的相互联系，这里有一个“个人与社会、时代的勾连”问题。国华也据此做出了自己的分析：杂文写作对于鲁迅而言，不仅是“一己之情感、经验和记忆的所在”，也是“功利性的存在”。“鲁迅通过杂文写作，既幽深曲折地写出了个体人生的出处，又展现了社会时代的广阔画卷，表达了感时忧世之情怀，深入地开拓了以‘一人之文’表现‘一代之史’的艺术可能。鲁迅杂文因此乃是类似于杜甫诗歌一样的诗史存在。”鲁迅自己也是这样说的，他有两大功利性的自觉追求：一是要反映“中国的大众的灵魂”，于是就有了鲁迅杂文中自我灵魂与国民灵魂的交织，以及独具鲁迅特色的“灵魂的讽喻”（《准风月谈·后记》）。二是要做“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书信·250428致许广平》）；虽“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且介亭杂文·序言》）。国华则提醒我们注意，“即使要将其（鲁迅杂文）作为历史来读，也应以读野史而非正史的眼光来读”“正史负责传达时代精神和时间流向，而野史专拣正史的纰漏，留存历史的精神病症”。鲁迅自己也说，他就是想“存留一点遗闻逸事”，强调的即是其杂文的野史倾向，要实录“遗闻逸事”来“质疑（正史）的历史书写”。国华因此说，鲁迅的杂文“是以碎片的方式拼合出来的整体，只能是一种败落的诗史”。

  （6）鲁迅杂文不仅勾连个人与当下时代、社会，还勾连“人类”与“未来”。这就有了国华特别强调的鲁迅杂文的“乌托邦诗学”：鲁迅不仅无情揭示、批判永远走不出“奴隶时代”的“循环”的历史与现实的黑暗，还“向往”着一种“破除主奴关系并以更广大的人群为主体的未来文明形态”。这就决定了鲁迅的杂文，不仅面向“过去”和“现在”，也面向“未来”。而鲁迅杂文里的“未来”又是极其复杂与丰富的：既寄希望于“以工农大众为具体人群的新兴无产者”，即“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又为“并未看到地底下的事实，只看见了由自己的观念折射出来的影像”而困惑。鲁迅更以自己特有的怀疑主义“疑惑着，新兴事物的来临，是否会变成另一次‘来了’”。国华概括说，鲁迅杂文“作为败落的诗史，既沐浴着未来的光，也领受着来自未来的黑暗”：这是自有一种深刻性的。

  （7）鲁迅是清醒的：他在强调“生产者艺术”与“消费者艺术”的对立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论“旧形式的采用”》）。国华因此提醒我们注意：鲁迅的“文学观念、杂文写作及杂文自觉中，也遍布消费的魅影”。这首先表现为鲁迅在谈论“革命文学”时，一直强调，“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正在革命，哪有功夫做诗？”“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啥关系？”（《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里肯定屈原、宋玉、司马相如这些文人的文学史地位时说“究竟有文采”，“更表现出确切的超越功利主义之见的文学立场”。国华因此认为，“鲁迅对于生产者艺术的理解和接受，始终与他自己悬想中的‘真正的生产者艺术’相隔一间，其中隔阂，无法消除”，“鲁迅恐怕难以蜕变成自己悬想中的生产者”。

  （1）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鲁迅杂文中频繁出现的“然而”“但是”“总之”等“具有结构篇章作用的虚词”。国华认为，“鲁迅对这样的句法、章法和修辞有相当明确的自觉意识”，这背后有着“鲁迅的思想方法”：频频使用“然而”“但是”，显然是鲁迅“思路过于多”所致，他“用的是‘剥笋’式的写法”，表达的是“自己对差异性、多样性的体察”；而频频使用“也”字，则表达了“对差异性、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共性的追求与体认”。

  （2）研究者还注意到鲁迅的“夫子自道”：“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与某乙的疽有点相同。但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伪自由书·前记》）看起来这是一种“写法”，其实背后也“蕴藏着从差异和多样中寻找统一性和共相的思维形态”。一位研究者称之为“解剖学凝视”，并且指出，“鲁迅的国民性解剖图正是在这种写作形式中孕育成形”，凝结成了“主与奴”“人肉的筵宴”“无物之阵”“鬼打墙”“铁屋子”等“辩证形象”。国民性的凝视之外，还有所谓“文人相轻”背后的对知识分子的“凝视”，同样触目惊心。

  （3）这又是一篇能显示鲁迅思维特征的杂文：《“碰壁之后”》。鲁迅在开会时听到了两句话：教师对学生说“你们做事不要碰壁”，学生回应说“杨先生就是壁”。回到家里“坐在自己的窗下”，鲁迅却生发开去，思考“碰壁的学说”，想到“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仿佛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等等等等。国华由此有了一个对鲁迅杂文思维与写作的重要发现：“鲁迅行文的逻辑，并不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以情感、情绪带动修辞，从而加速度地得出一些具有结论性的判断”，并有这样的评价：“鲁迅行文有意思的地方，恰在于随时逾越了具体事实的边界，过度引申到一些整体性的结论中”，从而“唤起读者的个体经验，生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情”，引发更大更广的思考，甚至有“恍然大悟”之感。这种从眼前“具体事实”引出“整体性的大论断”的飞跃式思维，是一种典型的“鲁迅式杂文思维”。其非凡的判断力、概括力与想象力达到的思想的超越性，其远见卓识是令人叹服不已的。

  （4）还有将“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的“忧郁凝视”。这是一种将个人“一身”之苦与“全世界的苦难”沟通、融合的思维，最后又落实为独立的个体生命承担行为：这样的“小我”与“大我”的一体化，也是鲁迅所独有的。

  （1）如果我们进入鲁迅晚年住在上海里弄里写杂文的具体语境，就显而易见，“读报，议论报纸上的事件和文章，可能是很多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时也就是鲁迅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引述了鲁迅的儿子海婴的回忆：鲁迅每天起得很晚，下午才进入一天的生活。假如没有人来访，他就一人仰卧在躺椅上，随意翻阅报纸杂志，时时闭目沉思遐想……海婴说，这时候谁也不能惊扰，他自己路过父亲书房，也得放慢脚步，轻轻走。晚饭后夜深人静之时，鲁迅才在灯下写作，直到黎明。鲁迅写有《夜颂》，说“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这既是鲁迅杂文写作的具体情境，也是象征：白天，他读报，从报刊上的报道，看戴着各种面具的人；到了晚上，人“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自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的鲁迅，“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并且一一写下来。这就是鲁迅的杂文：它来自报刊，又透过报刊上的报道，竭力写出“中国社会的线）鲁迅杂文写作和其他文学书写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与实际生活没有距离，是即时即刻的现场记录。国华因此称鲁迅为“瞬息万变”时代的“拾荒者”，在瞬息万变中把握与书写现实和历史。鲁迅自己也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的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去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的杂文正是“为了未来”的“现在式”写作。

  （3）有意思的是，鲁迅赋予他的杂文以双重功能：既“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这是人必须有的“休养”，“是劳作和战斗前的准备”（《小品文的危机》）。国华因此提醒我们：“对于鲁迅杂文的理解，不仅要关注其战斗形态的崇高美学，而且要关注其战斗间隙的某种日常形态的优美美学”。鲁迅杂文“不仅有着时代的‘狞眉厉目’，而且有着精神和情感如何得以安顿的温度”。这实际上也是由报刊的特质决定的：它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就自然具有某种“消费”的特性与功能。鲁迅杂文生产，其实是贯穿着一种“游戏精神”的。

  （4）报刊的商品性质，也决定了鲁迅的杂文写作会受到作为消费者的读者的制约。国华也因此提醒我们：“假如没有读者的阅读需要，鲁迅是否写作杂文都成为问题”，他的整个写作过程也都要考虑读者的需求，鲁迅杂文写作背后，实际有着“时代需求”“自我需求”“读者需求”三大推动力。在鲁迅杂文里，不仅有他描述的对象，有他自己，更有读者的身影时显时隐。鲁迅杂文也因为通过影响读者而影响社会，就具有了某种“组织社会”的作用与功能。

  （5）正是为满足读者的需要，就有了国华注意到的，鲁迅“对杂文集的编辑颇费匠心”：“尝试了依主题、文体、编年进行编辑的不同写法。劳心费力地写作序跋，说明杂文于己于人的意义”，还“开启了随文附录论敌文章的编法”，还“以补记、加着重号等方式说明集中收杂文的发表情况，或未能公开发表，或被删节等等”，并“随文保留发表时所用笔名”等，这都是为了保留微观历史的真迹，让后代的读者也能够进入当年的历史情境。而精心书写“后记”，则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所以我要写后记”，就是要使“这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准风月谈·后记》）。鲁迅显然是要“通过编集来构建杂文的整体性”，以便读者全面理解他一篇篇零星散写即所谓“碎片”背后的总体构想和良苦用心。这样，鲁迅的杂文生产就有了一个“写作—发表—编集”的完整过程和有机构成。这是我们后人今天来读鲁迅杂文不可不注意的。

  （1）鲁迅将他的杂文取名为《伪自由书》，正是要提醒读者和我们这些后来人：在他写杂文的时代，“‘自由’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绝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检察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的’也不剩”（《花边文学·序言》）。国华对此分析说，在鲁迅看来，“严酷的政治恐怖对杂文写作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细密的现代政治治理术对杂文写作带来的影响才是致命的，它甚至迫使已经自我的写作者进一步存皮去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杂文（包括鲁迅杂文）“不过是一时的社会、政治允许存在的剩余物”。

  （2）这也就决定了鲁迅杂文的文体特征：既追求“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又“故意隐约其词”。鲁迅解释说，“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我和〈语丝〉的始终》）。可以说，“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是杂文的本质、本性，是每一个写作者所向往、追求的；而“故意隐约其词”则是杂文写作的现实形态，每一个写作者必须面对。如何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在“不自由的环境下，坚持有限度的自由写作”，则需要写作者的“智慧”与“韧性”。在这方面，鲁迅也提供了“范本”。

  （3）于是，就有了鲁迅式的“本相以拟态作掩护”的大智慧，大苦心。国华分析说，首先是“鲁迅使用繁多的笔名”，“有的是为了逃过书报检查，如栾廷石”、“有的则是游戏或者自喻，如宴之敖者”，“而其中不乏充满挑斗性的，如何家干和陏洛文。前者是拟态书稿审查官的口吻，后者是拟态浙江省通缉鲁迅的罪名‘堕落文人’”。“其次是写法”，常常是利用反语、讽刺等修辞方法设“圈套”，编“谎言”，布“地雷”，等等。“最后是编杂文集”，“全面挑战集部的传统，使人无法从一般著作、创作意义上来看鲁迅杂文集”。而这一切“杂文形式本身的迁徙变异也是诗史的一部分”：反映了鲁迅所处时代文人写作的环境、命运的线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华盖集·杂感》）

  任何时代，都有想“往古”“出世”“上天”，“离开”现实的（今天的形态是想“躺平”，想“润”）；但也始终有鲁迅这样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而且一旦选定了，就“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杂感》）。（2）鲁迅认定的“历史角色”——

  客——— (略略迟疑，) 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 我就在这么走。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

  (女孩扶老人走进土屋, 随即阖了门。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 ( 《过客》)

  鲁迅自己在与年轻人的通信里，则有这样的说明：“《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致赵其文》）

  这都是鲁迅的“自画像”：在鲁迅杂文里，凝视着我们的，就是“他”——“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反抗绝望”而“勇猛、悲壮”地“战斗”，永远“往前走”的“过客”！鲁迅对这样的自我写出的杂文，也自有信心：“杂文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国华对鲁迅杂文的内在永恒性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它自有“生命的温度和深度”，没有、也不会“随着文章所论及的具体对象的消亡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对鲁迅杂文的梳理（主要是根据国华的论述，也有我的理解与发挥）就到这里：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又猛然发现，这篇“读后感”式的“序言”随手写来，竟然成了“”，再要唠唠叨叨地写我的“随想”就不合适了，只能简单说几句——其实，敏感的、熟悉我的思路的读者，也不难发现，

  2021年我在B站上“讲鲁迅”时，就谈到了自己的一个“大胆的联想和判断”：鲁迅的“杂文很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网络文学”，“尽管它只发表在纸质媒介上，却和网络一样，自由地出入于现代中国的所有的领域，最迅速地吸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然后从政治、社会历史、伦理道德以及审美等方面做评价与判断，并用最简短且极富弹性的语言做出自己的回应；然后借助于媒体的传播，立即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与接受，并最迅速地得到社会的反馈”。

  “而鲁迅，不仅创造了真正属于他的文体，更找到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使得鲁迅式的杂文文体，获得了一种当代性：它直通今天的网络文体和网络作者与网民，不仅提供思想文化、思维方法的启迪，更提供了一种未经规范化的、足以让天马行空的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的自由文体，为今天的网络写作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参考的‘写法’。”（《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辑四《杂文：鲁迅的文体——怎么写》“导读”）

  现在要补充说的是：在我看来，在后疫情时代的历史大变动中，自媒体的网上写作或许会有更大的发展需要与余地：写“切己的小事”，或许多少能够揭示被“公理”遮蔽的某些真相；各自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或许更便于不同意见之间平等地交流；或许“执着现在，执着地上”，还是一个可以让人多少踏实一点的选择。实际上，我们今天也面临鲁迅当年所面对的问题：在历史巨变中，如何“警惕现代知识的陷阱，不再因循既定的文学认知，生产一种新的知识，建构新的文学形式”？在这方面，自媒体的写作是可以做一些新的探索、试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当年“创建杂文新形态”的努力，自是大可借鉴的。

  作者：李国华“虽然本书所用‘生产者的诗学’ 的概念抽绎自鲁迅的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但也已经是‘自己定了一条规则’， 唯有祈盼这条规则有助于扩张对‘文学’的理解，使‘文学’如鲁迅所拟想的那样，是真正地为了广大的‘人（类）’而存在的。唯有如此，未来才是可以畅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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