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美国怎么样才能解决住房难题（2）

  20世纪60年代，随着黑人政治上的充分觉醒、民权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美国政府更需立法来改变因种族歧视而出现的住房供给不公平状况。在1962年肯尼迪总统颁布行政命令部分禁止联邦住房计划执行过程中的歧视行为之后，国会于1964年通过《民权法》，1968年通过《公平住房供给法》。1965年联邦政府专设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来制定住房供给政策，并调查执行情况。

  1968年《公平住房供给法》其实就是禁止住房供给中的所有歧视行为，使所有地产商、房东、房屋广告都受此法约束。所有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籍贯和宗教信仰的非法歧视均予禁止，从而让人们能以被保护的身份在原先实行种族隔离的地区租住或购买房子。负责执行此法的HUD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并放手调查有关歧视行为。凡违反此法者，均课以25000美元罚款，如再次违反，则课以5万美元。

  60、70年代，联邦政府实施投资回收政策，有利于鼓励私营地产开发商建造由政府补贴的私人出租廉价房，供比较贫穷的家庭租住。有些城市实施《租金管制法》，使房东不能随意增加房租，甚至多年内不能加租，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居住便有了保障。如纽约中国城的孔子大厦，其中一部分公寓房只能低价出租，不少贫穷的华人住户因此而受益。

  80年代，对美国的低收入者和穷人来说，是一个悲惨年代，因为里根政府削减国内开支，砍得最多的就是政府对建造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补贴。里根一上任就指定成立一个住房建造调查组，其成员都是有政治关系的地产商、地主和银行家。他们的调查报告要求以“自由的、撤销管制的”市场来取代政府补贴，里根听而从之，在任上第一年内就将建造公共住房的政府补贴减少了170.5亿美元。整个80年代，由于砍掉了所有廉价住房的政府补贴，结果是无家可归人数飞速增加。据统计，80年代后期，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夜晚，都有大约60万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整年流浪的则有120万人，其中有很多退伍军人、儿童和失业者。

  里根总统或许在别的方面受国人尊重，但在取消公共住房建造补贴这一点上，他给许多人留下了坏印象。洛杉矶西方学院政治学教授彼得德莱尔在《里根的遗赠：在美国无家可归》一文中写道：“当美国人在为罗纳德里根的逝世哀悼之际，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位两任总统，对美国城市或其穷人而言，不是朋友。1981年里根一上台就下令削减联邦开支。实际上，他通过逐步扩大军事预算而使联邦开支大为增加，却一直猛砍有利于劳工阶级美国人、尤其是穷人的国内项目经费。”

  文章结尾不无讽味地写道：“我们已用罗纳德里根的名字命名一个重要飞机场以及一些学校和街道，他去世之后，有人建议用其他方式来纪念他。对他的遗赠更合适的赞颂，或许是在每个美国城市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把公园长椅，在这椅子上，每天夜晚至少可以睡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以此纪念我们的第40任总统。”

  德莱尔教授似乎在提醒每个美国总统，不要让他们的名字用来命名公园长椅，不要让公园长椅成为流浪者的床位，每个穷人、每个低收入家庭都应有自己的家，应有自己住的房子。或许这是个难题，但是一个总需解决的问题，漠视这个难题，漠视民瘼，坐视不管，或火上浇油，都只能像里根一样在享哀荣之余被人幽默一下、讽刺一番。

  在公共住房建造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并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纽约曼哈顿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霍华德赫索克就曾在《》等报刊发表不同观点。他从总体上来怀疑和否定政府补贴建造公共住房的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弊大于利，这种态度显然不会得到普遍赞同，但他所指出的有些问题似乎也不应被忽视。比如，他说，公共住房往往得不到妥善管理，因犯罪、涂鸦、打碎的玻璃窗、环境逐渐恶化而“声名狼藉”，圣路易斯50年代修建、曾被视为“建筑杰作”的公寓楼，到70年代就因一些人的破坏和犯罪而到了必须拆毁的地步。许多家庭在经济情况好转后离开公共住房，留下很多单亲、尤其是单身母亲家庭，整个住宅区就变得更贫穷落后。

  赫索克认为，人们支持政府补贴修建公共住房，却忽视了自己生活的更重要方面维护婚姻，努力工作，勤俭持家。他写道：“政府补贴政策现在是基于一种错误信念，似乎对所有声称需要的人都必须向他们提供更好的住房，你可以努力得到更优秀的住房，但更重要的不是住房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素质的提高。”

  笔者翻阅《读者的美国历史指南》一书，见其概括美国住房建造历史的一章，其结尾写道：

  美国住房建造史，只能以“参差不齐”来形容。政府勉为其难，建造所有公民有权享用的栖息之处。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无数房地产改变了美国风景线，但还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能接近它们，尤其是少数民族、穷人和女性单亲家庭。政府补贴大多通过银行和建造商资助了私人屋主，早年某些房地产游说描述的梦想已经实现，但还不是所有美国人能负担得起的更大的住房建造目标。